第三十章

北非与西亚基督宗教沦陷的血泪教训

 

本章试图引述中古(约7~17世纪)伊斯兰占领下的北非与西亚基督宗教的惨痛故事,为扩大历史视野从中汲取血泪教训,以便在当前伊斯兰势力普世膨胀的世代,激发基督门徒对此课题的关注与正面回应,坚固基督教会在这世代的见证。

(一)圣战(Jihad)与伊斯兰宗教化(Islamization)的两大波澜

本章聚焦于中古世代北非与西亚的伊斯兰宗教化。按芭叶鸥(Bat Ye’or)在《伊斯兰统治下东方基督宗教的没落:从圣战至次民制度》(The Decline of Eastern Christianity under Islam: From Jihad to Dhimmitude)的论述,先知穆罕默德死后,伊斯兰教徒向西亚、北非、地中海区域、中亚与中欧等地区推行的伊斯兰宗教化运动可分为两大波澜。宣教、圣战、霸权、仇恨与物质利益乃是推波助澜的主要动力。

第一波澜

搁置始于圣迁元年622伊教先知穆罕默德在阿拉伯所发动的圣战不说,第一阵跨区域的圣战与伊教化的汹涛波澜乃由继承穆氏的四大哈里发/大教长与继之的伍麦叶王朝期间〔632-750;建都于大马士革〕推展。伊教圣战部队朝北并向西侵占了整个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北非,甚至西班牙(711),直到法国的图尔、普瓦捷(732)才被打败。它同时朝北与向东占领了波斯、巴比伦、美索不达米亚、阿美尼亚,甚至打到印度河之东的信德地区(713)始被拦阻。

接着的阿巴斯王朝〔750-1258;建都于巴格达〕面对内部的分裂和东罗马拜占廷王朝的抗衡,但仍然得以在小亚细亚、阿美尼亚、西班牙和地中海一带进行争战与掠夺。9~10世纪,西班牙和北非的柏柏尔人与阿拉伯人不时攻击、骚扰法国、意大利、西西里和希腊的沿岸地带,展示其海上势力。这个时期的前半部乃伊斯兰哈里发国气势兴盛并积极推展教育与文化建设的黄金时期。王朝后半部对内对外在军、政、民生等各层面都沦于动乱,及至巴格达于公元1258被蒙古人所摧毁。

第二波澜

按芭叶鸥,这阵波澜涵盖11至17世纪前后的约600年,涉及阿巴斯与奥图曼王朝,领域涵盖西亚、安纳托利亚、巴尔干半岛(the Balkans),及至部分中亚与欧洲。其前半部见证文化的兴盛,同时看到来自西亚北方与中亚塞尔柱突厥军阀的冒起,接着是中国北方与西北蒙古人的西征,以致在军、政层面阿巴斯王朝内部也常陷入混乱,其哈里发沦为军阀傀儡。加上十字军的介入,这一切都给整个地区和基督宗教带来灾难。

其后半部则面对突厥奥图曼帝国(Ottoman Turks,1258-1922)的崛起与拓展。掌控了安纳托利亚后它于14~15世纪也入侵中欧,并于1453占领了君士坦丁堡,改称伊斯坦布尔且立为国都。公元1683奥图曼帝国甚至攻入西欧敲击维也纳的大门!第二波的圣战与伊教化几乎把西亚的基督宗教消灭了![[1]]

有需交代

在本文所涵盖的整千年(7~17世纪)期间,伊教统治下的基督宗教徒并非日日活在刀光剑阴影之下,伊军〔除了初期〕也不是年年都打着圣战。实际上当伊军刚占领某地区时,占领军人数相对较少,人才更少,肯定需要当地人配合治理而不得不对他们较为宽待,甚至给予可利用者诸多优惠;尤其在某些政府照管不到领域,便不得不让当地“次民”获得多些自由与好处,甚至自治。因此有心为伊斯兰讲好话者不怕缺乏话题,但当记得这通常是出自处境需要,而非伊斯兰宗教本身对次民的恩惠。

总的来说,传统上落在伊教权势下的群体总得活在“次民”身份的咒诅之下,不能掌握自身前途,一切胥视掌权者与主导群众的好恶,情况可变换莫测;在宗教上更没得翻身,随时可被改教同化,或被逼迫杀害,更不必说反对向穆斯林宣教。社交层面穆民平时或可睦邻为友,但碰到伊教教士以宗教借口挑拨号召,隔日即可能化友为敌面对剑拔弩张威吓。这种悲情只有活在伊教统治下者才能体会!

(二)北非基督宗教的辉煌与灭没

下文主要是参阅菲立浦‧詹金斯(Philip Jenkins)在《失落的基督教世界》〔The Lost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The Thousand-year Golden Age of the Church in the Middle East, Africa, and Asia – and How It Died,简称《失落世界》〕的大史叙述,比较埃及和北非/西亚两大板块,如何在第七世纪都先后落入伊斯兰统治之下,但至终北非/西亚几乎被剿灭,而埃及虽被压制削弱却仍得以残存的悲痛故事。谨先回顾北非/西亚教会的血泪故事,再探索埃及的坎坷奋斗历程。

回顾历史,古代北非教会乃基督宗教界的奇葩。詹金斯引用古典研究学者提奥多‧蒙森(Theodor Mommsen)的话说:“非洲对基督宗教的发展扮演了首要角色。基督宗教虽是在叙利亚崛起,却是在北非也是透过北非才发展成为世界性宗教。”

詹金斯说:“拉丁的基督教传统乃是在迦太基而非罗马展开,而非洲乃是早期伟大领袖如特土良(Tertullian)、西庇里安(Cyprian)和奥古斯丁的故乡。第五世纪末的北非有五六百个主教辖区,社区各处都可见修道院。就算经历诸多教派的持久内斗,北非在560之后的百年间仍然是具潜力的灵性、文学与文化活动中心。“在西方没有其他地区的教牧与信徒像非洲那么正统。”[[2]]

但意料不到的是,在公元698即阿拉伯人占领的五十年后,当地的伊教统治者已不得不向伊教大教长致歉,谓无法再提供足够的基督宗教徒奴隶,因为后者人数已变得稀少。大多数的主教区已找不到人牧养。在接着的数世纪漫长黑暗中只偶尔看到短暂亮光。

10世纪的一个教宗曾给迦太基按立个新大主教,但教区已剩余没几个主教。11~12世纪虽仍可在一些较偏僻地区看到残留基督宗教徒,但不久也就被伊教统治者默哈德(al-Mohad)所了结。基督宗教实质上已从埃及朝西的边界到大西洋、沿地中海以南一千五百英里的整个区域消失了。[[3]]

问题是:曾经辉煌一世的北非基督宗教,为何那么迅速地即走向灭没?回顾历史,伊教之前北非曾经历从北欧南侵的蛮族汪达尔人(the Vandals)与东、西罗马帝国之间的争战所带来的破坏与离散。教派之间的斗争也曾给它带来创伤。但无可否认,7~8世纪从埃及与西亚如巨浪滚来的伊教部队才是严重摧残了这一带地区与其中教会的祸首。

除了伊教等外来因素,学者认为教会在本区域的迅速灭没,还有一个是关乎其体质的内在因素,即北非的基督宗教大体上可说是个都市化、罗马化北非人与外来殖民的宗教。面对动乱这些人可能优先选择离开,基督宗教也将随之离去。维多利亚时代的学者侯蒙(Holme)说,“非洲教会被毁并非因它朽坏,而是败于未能得到当地原住民的心......他们是某派人(party)的教会而非某族群(people)的教会。”[[4]]

詹金斯认为:“非洲基督教失败之处乃在于没有把基督教深深植根于罗马化的城市与移植区以外的原住民世界。与西罗马帝国大部分其他地区如高卢和西班牙一样,非洲也分化为讲拉丁语的外省人和讲本土语言的原住民 — 在此指不同的柏柏尔族群(Berbers)。然而与其他的省份不同,非洲教会几乎完全没有把信仰带给乡区与相近部落,更严重的是没有以当地语言布道。这方面的期待并无不实际,因为在第四世纪,其他地区的宣教士已经把圣经翻译为哥德语,和过后第六世纪的匈奴语系。”[[5]] 相关论点当给当代基督教会宣教事业带来深入省思!

(三)西亚基督宗教的崛兴与衰亡

本文所提述的“西亚”涵盖古代叙利亚与美索不达米亚区域,包括现代伊拉克、伊朗、土耳其等国家,还有中亚部分地区。这些区域的教会有时也称为“东方教会”(Oriental Churches),主要是指中东/近东,虽有时也概括中国和印度。崛起于罗马帝国的基督宗教在拓展的第一个千年,其最广阔富裕的疆界与其最辉煌的神学、灵修与文化版图并非在欧洲,而是在西亚与北非。第五世纪基督宗教五大宗主教区只有罗马是在欧洲,其他亚历山大是在北非,而君士坦丁堡、安提阿和耶路撒冷都是在西亚。

第五世纪西罗马帝国沦陷后,基督宗教的神学、灵修与文化传统乃是从东罗马帝国辖下的埃及、小亚细亚、叙利亚和伊拉克得以传承。安提阿、埃德萨和尼西比斯都是古代闻名的文化重镇。在6~7世纪,至少有6~7位罗马教宗乃是来自叙利亚。一些被差派到西欧的宣教士也是来自东方。

崇尊马利亚和一些敬拜圣咏与仪式同样发源于叙利亚。10世纪东罗马拜占廷王朝属下犹有51个教省(metropolitan),监管515位主教。其中就有32个教省设于小亚细亚,属下有373位主教。以弗所教省属下有34个主教,米拉(Myra)有33个,老底迦(Laodicea)与塞琉西亚(Seleucia)各有22个等。前中古时期的东方教会视西欧教会为落后。

从聂斯托利派宗主教提摩太(Catholicos Timothy)的显赫事绩,可一瞥8~9世纪在已陷落于伊教统治下之东方教会犹持有的盛况:提摩太于公元780〔时约52岁〕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塞琉西亚–泰西封城(Seleucia-Ctesiphon)成为宗主教,保持与伊教哈里发友好关系,活到九十多岁。当代的塞琉西亚是衔接亚、欧的商务中枢。他对叙利亚与美索不达米亚一带教会的影响显然胜过西方教会的罗马教宗,也不亚于君士坦丁堡的迦克墩派,即俗称“皇家派”的宗主教。

作个比较:当查尔曼于公元800被加冕为神圣罗马皇帝,西欧大部分地区尚未被基督宗教化,文化相当底落。全英格兰也只建立了约克(York)和坎特伯利(Canterbury)两个大主教区。而提摩太却掌管着十九个以城市为主的教省,属下有85个主教(bishop)。他活着时见证叙利亚、靠近德黑兰的拉伊(Rai)、突厥斯坦(Turkistan)、阿美尼亚和里海(Caspian Sea)附近戴陆马耶(Dailumaye)教省的设立。

在他当代中亚的布哈拉、撒马尔罕、梅尔夫(Merv)及远至今日阿富汗的赫拉特(Herat)、印度北部的巴特那(Patna)和中国的西安、西藏的党项(Tangut)等地都建立了教区。当代的梅尔夫乃是连贯中国与欧洲丝路的一个中枢大城,曾有数十万人口,也是个宣教重镇。

此外在阿拉伯至少有四个主教区(bishoprics);他也在也门设立了一个新的教区。当年印度南部教区在增长中。提摩太差派了许多僧侣到里海一带,甚至到中国传福音。他报告说有中亚一带的突厥君主(khagan)也归信了基督。当代叙利亚与美索不达米亚或有四分之一的基督宗教徒对他马首是瞻。他们都讲亚兰语、叙利亚语、希腊语、波斯语、突厥语等而非拉丁语。

叙利亚与伊拉克一带随处可见修道院与大教堂。它乃是两大跨国界大教派即聂斯托利派和雅各派的根据地。两派曾因基督神–人二性如何结合与互动的争执而被迦克墩议会(公元451)判为异端。但除了这没有人能深入剖析的神学课题,他们都是如假包换、前后整千年为坚持信仰而委身奋斗,并把福音带到东方世界的委身基督宗教徒。

除了当面对统治者穆斯林,他们还须策略性地与犹太教、祆教、佛教、萨满教、兴都教和道教等的信徒角力。詹金斯说,“虽然今日大多被遗忘了,这些东方的宣教努力反映、也超越欧洲被庆贺的宣教成果。”[[6]] 他称以巴格达为中心的东方教会为中古基督宗教的“第三世界”(A Third Christian World),仅列于罗马与君士坦丁堡之后。

宗主教提摩太当代的社会的确是十分多元复杂。他大有学问,本身就曾与当年阿巴斯王朝的伊斯兰大教长马赫迪(Caliph al-Mahdi)辩道护教。东方教会也保留了许多早期基督教会的重要文献,包括提摩太自己的著作。约于公元800,他提到曾有人在耶利哥附近的一个山洞发现到许多圣经、次经与伪经的古抄本,就如近代发现死海古卷一般轰动一时。那些资料过后被耶路撒冷的犹太群体购得。

聂斯托利和雅各派都传承了基督时代所留传下来的语言、文化与灵修传统。直至13世纪他们仍称耶稣为耶书亚(Yeshua),自称为拿撒勒教徒(Nazarenes),并称其教士为拉班(rabban)。当代教会重镇包括巴士拉、摩苏尔、基尔库克(Kirkuk)和提克里特(Tikrit)等城市。尼西比斯和尊迪砂堡乃闻名学术中心,拥有好些犹太教和聂斯托利派、雅各派及迦克墩派学者。

提摩太等基督徒学者受邀参与哈里发大教长在巴格达设立“智慧之家”的壮举,他们努力把古希腊、罗马、波斯、埃及等的文化与科学、医学带进入穆斯林文化界,致使巴格达和大马士革都成为显著的文化重镇。

提摩太还亲自把亚里斯多德的《题目》(Topics)由叙利亚语翻译成阿拉伯语。“智慧之家”首席翻译官阿拉伯族聂斯托利派教徒侯奈因(Hunayn)与其家族和其他学者把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希波克拉底、盖伦等的经典著作从希腊文翻译成阿拉伯文。叙利亚的基督教徒比穆斯林更早已认知发源于印度的所谓“阿拉伯”数字。在文化层面,当代的西欧拉丁教会远远地落在东方教会背后。东方教会在文化上为穆斯林世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区域安全层面,9~10世纪的西欧遭受从北方维京族和东边马扎尔族(Magyars)异教徒的蹂躏,同时还得抗衡从南方北非与西班牙摩尔(Moors)穆民的侵犯。处于伊教政权辖下的叙利亚与伊拉克地区以巴格达为中心的东方教会反而显得较为安定。看到蒙古人从中国北方草原西侵至中东,同时看到基督宗教在蒙古人当中的滋长,东方教徒甚至祈盼借助蒙古人的势力以消除伊斯兰的霸权。[[7]]

除了西亚,聂斯托利派在印度也大有斩获,其事工甚至延伸至东南亚一些地区。而雅各派除了在埃及有众多教徒,在西亚其他地区也有好些建设。截至公元1280,其宗主教仍监管从安纳托利亚与叙利亚延伸至美索不达米亚下方及波斯的20个教省和整百个主教区。同时期的英国教会却只拥有25个主教区。[[8]]

(四)辉煌千年的东方教会为何在十四世纪后黯然没落

在伊斯兰崛起初期,比起多神教徒,穆斯林对犹太教与基督教徒乃是相对的宽容,原因是:a. 古兰经称犹、基教徒为“持经者” (People of the Book),因为他们曾在伊教之前领受从上天来的启示,因此只能加以辖制,不能随意屠杀;b. 同时比起当地人,进驻占领区的穆斯林乃是少数,占领军需要当地人的配合以获得税收才能长治久安。

c. 初期伊教政权缺乏人才,需要犹‧基教徒中具各方面专长人士,包括财经、科技、医药、行政、外交等领域官员协助治理。毫无疑问的,当代的犹‧基民众在文化与专业水平远远超越阿拉伯入侵者。d. 在信仰与形式上新兴的伊教跟犹‧基宗教有些类似,加上不同基督教派中的彼此踹压,有些受压制教徒反而看占领军为解放者!另者有的看伊教为一种将会成为过时的异端,因而乃勉强屈就。他们尚未认识伊斯兰敌基督的本质与本色。

军事上,当代的东罗马基督宗教拜占廷帝国经历了之前数百年与波斯祆教(拜火教)萨珊(Sasanid)帝国的争霸战役,已是两败俱伤,再也没本钱与气势高昂的伊教生力军强烈抗战。面对如此劲敌只得投降,寻求获得宽待。不过身份上,穆斯林统治下的基督宗教徒已沦为受监管的“次民”,教会拓展已受钳制,同时间歇性遭受或小或大规模的压制与逼迫。基‧犹教徒都必须缴交一种含耻辱性“讥挤压”人头税(jizya)和剥削性喀拉兹土地税(kharaz)等重税。基督宗教几乎已不再可能在传统伊教版图内宣教布道。

论及较为严重的逼迫,就算在基督宗教相对稳健的埃及,较早期的不说,第十世纪末的埃及大教长哈基姆就曾摧毁三千间教堂或改之为清真寺,且于1009摧毁耶路撒冷的圣墓堂。然而大体上阿拉伯王朝辖下的基督宗教体制仍可说得以维持。摩尼教(Manicheanism)、拜火教、佛教和其他多神宗教徒乃遭受穆斯林更严厉的对付而逐渐消灭。约于公元1000伊斯兰已成为其统制下的中东与北非多数人的宗教。[[9]]

可惜11世纪以降,基督宗教的遭遇骤转恶劣,其祸首为从中亚一波波进侵的塞尔柱突厥人。他们于公元1057-1058把梅利汀(Melitine)主教区毁了,于1064侵略阿美尼亚,把具“1,001座教堂之城”美称的首都阿尼全然毁灭,尸体堆积满城,且强迫阿美尼亚国内倖存者在基利家省(Cilicia)另立小国。公元1071,突厥军在曼齐刻尔特大大挫败拜占廷部队并俘虏其皇帝罗曼努斯。接着的两百年,突厥人屡次侵犯打击拜占廷王朝,导致小亚细亚等地区满目疮痍、生灵涂炭。

1140年间,荣美的伊迪撒被突厥人摧毁,杀害或奴役了四万多人。13世纪拜占廷的弱化溃败产生区域性权力真空,引发伊教军阀群起斗争,也给跟着入侵的蒙古人乘虚而入,带来更大灾难。截至13世纪,小亚细亚高峰期的约1,200万人口剩余不足半数!基督宗教徒改教、死伤或逃亡的无数,教会体制也濒临崩溃。[[10]]

从另一角度看,除了突厥人和蒙古人,涉及11至13世纪西亚动荡局面的因素还需盖括教宗于1095号召十字军东征,以及西班牙基督教势力对伊教政权反攻,收复了部分失土,包括于1085夺回旧都托莱多。中东的十字军在13世纪末以失败告终;西班牙则于15世纪末告捷复国。虽然基督宗教徒在道义上有权夺回自家的失地,却因而引发长期的族群与宗教冲突,免不了殃及区域内外的基督宗教群体,使之更被穆民敌视。

在后十字军时代的第十三世纪,伊斯兰世界面对的蒙古军西征是个更大的危害。公元1219,蒙古大帝成吉思汗(Genghis Khan)的大军攻打了中亚伊斯兰花剌子密帝国(Kwarezmid Empire)的布哈拉和撒马尔罕等城市。接着的四十年,他们占领并摧毁了西亚的许多城镇区域。

当梅尔夫于1221失陷,蒙古军几乎把全城包括外来难民的至少数十万人都屠杀了!阿美尼亚的都城阿尼全毁。格鲁吉亚(Georgia)基督教国被践踏。公元1258,成吉思汗的嫡孙窝阔台(Hulego)在巴格达进行大屠城杀死约80万人。伊斯兰哈里发被废。接着的百年间其继承者建立了一个横贯印度边境至安纳托利亚西部的伊儿汗帝国(Ilkhanate)。蒙古人的锐气至1303才在叙利亚被埃及军挫败。[[11]]

蒙古军的西侵毫无疑问威胁到伊斯兰的存亡。蒙古人未曾被基督教化,但他们熟悉在中亚一带流传的基督宗教与佛教,而有几个与之结盟的部族如克烈(Keraits)、汪固(Ungguds)和回纥(Uygurs)已经是接受基督宗教。年轻时成吉思汗曾得到克烈族长王汗(Toghrul)的监护。过后成吉思汗推翻王汗,自己和家人也各别娶了其信仰基督的侄女们。

克烈公主中最关键的一员乃是窝阔台的母亲唆鲁禾帖尼(Sorghagtani Beki)。窝阔台也可能因此自认为是基督宗教徒。她的另一个儿子即统治中国且对基督宗教友好的忽必烈大帝(Kublai Khan),但看来他未曾信主。窝阔台的夫人定意要摧毁巴格达的清真寺并保护基督教堂。好些蒙古头头在此氛围下归信基督,常有教士僧侣出入在他们的官邸。

上述场景曾促使有些西亚基督宗教徒寄望蒙古人帮助他们打压伊教以重振基督宗教。十字军也祈盼得以与他们里应外合重拾故土。与埃及军对峙的蒙古将领怯的不花(Kitbuqa)本身是个克烈部族基督宗教徒,可惜他被埃及军队打败。窝阔台的一个儿子娶了拜占廷的一位公主为妻。在接着的年代蒙古人并未蓄意逼迫穆斯林,但穆斯林已不敢再把基督宗教徒当次民压制。对蒙古人来说,重要的是统治下的子民都乖乖纳税,宗教摆在其次。

往后蒙古统治者当中渐有信奉伊斯兰教的。公元1295年新任的可汗马合木‧合赞(Mahmud Ghazan)不单选择皈依伊教,且进一步逼迫基督和佛教信徒;其继承人也如此。马合木的一个弟兄与继承人完者都(Oljeitu)本来是个已受洗基督教徒,却转为热心穆斯林且改名为穆罕默德。再过数十年,基督宗教徒发觉已再次受制于一个意想不到的超级穆斯林帝国,而摆在前方仍是压迫且更坎坷的命运。较早欲借蒙古人振兴的憧憬泡影了!截至15世纪,克烈和维吾尔部族当中的基督宗教似乎也消失了![[12]]

13世纪的伊斯兰同时面十字军和蒙古人左右夹攻,这时期与这两路敌人奋力抗战的是埃及的马穆鲁克王朝(Mamluk Dynasty)。其突厥将领拜巴尔于1268攻破十字军的安提阿并肆意杀戮或奴役整十万人。1291十字军最后堡垒阿卡也沦陷。14世纪的埃及苏丹针对基‧犹宗教徒屡次进行清洗并强迫改教行动。这期间的伊教法律学者泰米叶提出严峻条规以压制基‧犹宗教徒,影响至今。在1320-1354年间,埃及基督宗教徒在一再打击下濒临绝境,及至14世纪末已沦为永劫不复的少数群体,只占人口的约百分之十。[[13]]

第十四世纪,类似的逼迫也在突厥和蒙古人两路夹攻下在西亚与中亚频密发生。种族与宗教清洗导致教会体制崩溃,教士与修士被杀或遭奴役,信徒人数锐减。例如保罗传过福音的小亚细亚在公元1050尚有373个主教区,居民几乎都是正统派基督教徒,但四百年后只剩三个主教和10%或15%教徒。突厥军于1304毁灭了以弗所。[[14]] 14世纪下半叶的蒙古王帖木儿(Timur/Tamerlane)杀人如麻;被杀戮者的头颅堆集如塔。他扬言要以不信者的血洗净伊斯兰的剑。他和嫡孙乌鲁伯格(Ulugh Beg)几乎把西亚与中亚的基督宗教铲除了。丝绸之路也被他所中断。[[15]]

根据统计在公元1200-1500年间,亚洲基督宗教徒从2,100万减至340万。同期间亚洲与非洲的信徒总数也从34%跌至6%或更低。西亚中古世代蓬勃的聂斯托利派在突厥与蒙古人手下遭受近乎灭顶的摧残。过后它远在南印度的数百万信徒也逐渐融入当地的罗马公教或东正教。截至1920年代,它只在伊拉克北部剩余约四万教徒!过后继被清洗,导致英语新创“灭族”(genocide)这词汇以描述彼等遭遇。当今这被称为“神圣使徒东方大公亚述东方教会”(The Holy Apostolic Catholic Assyrian Church of the East)的宗主教(Catholicos),其总部不是设在巴格达而是美国的芝加哥。[[16]]

奥图曼帝国:公元1300年代看到突厥乌古斯族在欧斯曼‧加齐率领下于安纳托利亚西北庇推尼一带崛起;欧斯曼‧加齐乃奥图曼帝国的先祖。欧斯曼的后裔得以结合众突厥部落击败蒙古帖木儿的势力一统大局。接着奥图曼王朝不断靠外交与武力掌控了中欧巴尔干半岛的保加利亚、匈牙利、塞尔维亚、波斯尼亚、马其顿、威尼斯等基督宗教区域。

奥图曼穆罕默德二世(Mehmed II)于1453成功攻破君士坦丁堡,了结了东罗马拜占廷基督教王朝,并把圣索菲亚(Saint Sofia)大教堂改为清真寺〔以上参 Wikipedia.org等相关网页资料〕,迦克墩教派(皇家派)的权力中心也就此倒台了!截至15世纪末,基督宗教徒在西亚与北非已沦为极少数。[[17]]

(五)挣扎犹存的埃及科普特教会

埃及的科普特教会自古即遭受诸多患难,包括在公元300初年的罗马戴克里先皇帝、波斯帝国(619-629)和东罗马帝国主教西里尔(Cyril,630-640)统治期间,接着便是落入不同朝代的穆斯林统治至今(641- )。然而与北非被灭的众教会作个比较,詹金斯写道:

“明显的对比,埃及的教会确实从初期就打入了当地原住民的心。甚至科普特“Copt”这名称,原文是“Aigyptos” — 指“埃及人”名称的一个变体;而他们的文字乃是从建造金字塔的子民流传至今......当19世纪学者们翻译罗塞达石碑(Rosetta Stone),他们乃是利用科普特教会敬拜礼仪上所发现的口头语言。虽然亚历山大城的人以希腊语思想与写作,科普特语从最早期就已经是基督教文学与神学的扎实语文,有利于信仰在百姓中传播。另者,撰写于第四世纪的著名“拿戈玛第”(Nag Hammadi)另类经卷文集也是使用科普特文。”[[18]]

从另一角度看科普特信徒的成就:基督宗教苦修主义先驱 — 闻名的圣安东尼(Saint Antony)诞生约于公元250。他乃是出身显赫、讲说科普特语的埃及人,居住在基督信仰氛围浓厚之地法尤姆(Fayum)的一个村庄。虽然名声远播,安东尼没学过希腊语,早期的其他许多僧侣和隐士也一样使用科普特语的福音书、诗篇与礼仪。僧侣们活在草根民众当中,生活简朴,体现信仰的敬虔与热诚,无论是城市人或农民,都尊重他们为信仰的勇士。

在公元300,埃及的基督宗教已经是根深蒂固,可面对从各方面来的打击,包括三百多年后从穆斯林来的挑战。甚至在阿拉伯语逐渐取代了科普特语、教会经历了14世纪的许多灾难之后,埃及基督教仍然能持守其科普特气质。由埃及作家巴哈‧塔赫尔(Bahaa Taher)于1991出版的小说《莎菲雅伯母与修道院》(Aunt Safiyya and the Monastery)显示了20世纪北埃及穆斯林与科普特教徒之间的共存与友谊,以及修道院如何融入他们乡区生活的部分。[[19]]

一处教会的存亡,除了深入原住民并以本土语言与文化建立教会的关键优势,当然还有其他因素如地理环境。这一点也对科普特教会有利。按詹金斯分析,在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的基督教群体拥有朝向中亚广阔地区甚至更遥远之敞开门户的优势,他们也借此优势推展了辉煌的宣教活动。然而这优势也可变成致命危机,即当面对从这些开放地区汹涌侵入的游牧蛮族如突厥人和蒙古人,他们乃是首当其冲遭殃。

11至15世纪期间,波涛汹涌的侵略摧毁了小亚细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众教会。相对之下,埃及受保护的地理环境让其教会免受这些冲击。另者,埃及各朝代的战事多数是在境外的叙利亚区域展开。14世纪的蒙古王帖木儿也未曾进军侵犯,因埃及苏丹向他投降在先。埃及基督宗教的保存也相当程度要归功于该国处于陆地连贯埃及、巴勒斯坦、亚洲与非洲的瓶颈地段。[[20]] 即或如此,经过历世历代的压制与挣扎,至今埃及基督宗教徒已从古代的近乎全民减至全国人口的约10%。

(六)痛心疾首的“为什么、为什么”与回应

令人郁闷的一个问题:面对可供选择的伊斯兰、佛教和基督宗教,为何于1295新任为可汗的马合木‧合赞选择进伊斯兰而非基督宗教,而其后人也跟他脚步?詹金斯认为那与公元1291的阿卡战役有关 — 当年埃及马穆鲁克苏丹成功从十字军手中夺回他们最后的堡垒城阿卡,显示欧洲欲重夺圣地建立耶路撒冷王国憧憬的破灭。因此蒙古人若与西欧结盟显然不会给他们带来什么效益。而伊教本来早已主宰西亚版图,因此想必是考量加入胜利者阵营更为合算。

曾有西欧拉丁教徒邀请中国忽必烈大帝归信基督宗教,他乃轻蔑回应:“你怎要我作个基督宗教徒?看这些地区的基督教徒是那么无知,他们什么都不做也毫无权力。”[[21]] 看来政治与权势的考量至少是蒙古人转向伊教的一个因素。其实更早之前也曾有突厥部落归信基督,为何他们过后也转信伊教?值得深思。

按詹金斯的分析,宗教兴衰与政权具有相当关系,历来如此,尤其在过去的世代。一个宗教不容易死去,但政权的迫害可把它杀掉。西亚一带的基督宗教大体上可说就是被伊教政权杀掉的。伊教制度性把犹‧基教徒当次民而加诸各种辖制,从宗教信仰、礼仪体制至个人与社群文化以及生活方式,样样都得屈服于压制性条规。久而久之,不单会把相关社群边缘化、矮化,甚至会将之非人性化!暴力打击下又看不到出路将促使有些人改教,尤其若改教给他们带来解脱与现成利益。

例如第十三四世纪的基督宗教徒,受压之余又看到十字军战败,同时也看到蒙古人归信了伊斯兰 —— 强者越强,弱者越弱,好些信徒因而改教同化!这对把世俗的“成功”、“丰盛”等同于上帝的赐福者更是潜在危机。但与政权的联盟不是要就有的,就算有了也不一定是好。政教勾结短期间内或可带来些好处,但长久了将很可能产生更多灾害。这可从伊斯兰教和基督宗教血泪斑斑的相关史迹加以说明。[[22]]

上帝为何许可敌视福音的伊斯兰崛起?截至第七世纪,基督门徒曾把福音传遍了欧、亚、非多个地区,建立了无数教会,特别在中东一带。为何上帝让伊教压制甚至剿灭基督教会?这是出于人为历史与环境巧合,或有上帝的什么意思?上帝是否仍然掌权?这些是极难回答的神学问题。上帝的爱在哪里?义在哪里?詹金斯说“除了许多教会所展示的宣教神学,还需要有个“灭绝神学”(theology of extinction)”;[[23]] 言之有理。其实在这充满苦难的世代,一般性的“苦难神学”也是每个基督门徒所必修的。

学者们从圣经寻索答案,通常会引用旧约亚述和巴比伦帝国先后对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的剿灭为鉴戒,认为那是上帝对偏差或堕落教会的惩罚或管教,为了要纠正、净化、坚固其子民。詹金斯引述了第十世纪西班牙科尔多瓦的约翰主教(Bishop John of Cordoba)、第十二世纪叙利亚人米迦勒(Michael the Syrian)和巴士拉的所罗门(Solomon of Basra)等在这方面所表达的省思、自责与哀悼。

詹金斯也特别引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学者史密斯(R. Payne Smith)所整理、古代述史者以弗所的约翰(John of Ephesus)曾写过的一段话如下:“年轻的穆罕默德起初寻道时,即被基督宗教表面上拜偶像的成分所排拒,且兴起成为上帝发义怒时手中对付东方教会的工具。约翰所给我们描绘的画面......关乎狭窄与成见、激烈的争执、缺乏节制、不义与残忍、毫无基督教徒的爱,乃是他那世代各派系人的特性,让我们觉得惩罚的时候到了。”

但詹金斯说当今多数主流教会认为这论点不具说服力。上帝不会因着教义上某些棱角而让祂儿女遭受那么残酷的伤害,更何况被对付的不单是被判为异端的教派,所谓的正统也同样遭殃。另者若相比较古代信徒并没坏到哪里,现代信徒也没好到哪里。记得被毁的聂斯托利派在中古世代曾是宣教运动的一大主力。鉴于北非与西亚教会历代的重重灾难与不堪下场,若说那都是从上帝来的惩罚与管教恐怕有些过分![[24]]

按圣战研究学者雷蒙‧伊卜拉欣的论述,中古世代一般基督宗教徒把从伊教而来的逼迫杀戮当作是上帝对祂子民败德的管教。穆斯林则认为阿拉给他们胜利是要惩罚基督教徒的错误信仰,如相信耶稣的神子身份与神性,以及三位一体的教义。另有些较现实的基督教徒和穆斯林则一致认为,伊军乃借着诡诈与恐怖手段加上“双赢”圣战观念激发的宗教狂热 — 即若战胜了可获今世好处,战死了可上乐园享受,何乐不为!作者批判近代西方学者闪避穆斯林对基督宗教明显的敌视,淡化其“双赢”的圣战动机与动力,而在次要因素上大作文章。[[25]]

(七)扼腕省思:詹金斯《失落世界》末章“结束与开始”提述的几个论点

(1)不轻易说某地区的基督宗教死了:教堂完了(churches end),但基督教会长存(The Church goes on)。已死的宗教可浴火重生,如巴勒斯坦的犹太教;西班牙的基督宗教曾重拾国土。基督宗教前三次进入中国唐、元与明朝后看来似乎都灭了,但近代第四次显然成功且收获百倍。日本也有类似情况,相信未来将是更好。基督宗教的“圣徒相通”信念乃涵盖古今东西天上地下的众圣,包括看来是被灭了的。在上帝与永恒,古代被灭的与现代的教会同样存在且有奥秘的属灵联系。[[26]]

(2)不轻易说基督宗教的兴衰乃盲目历史或社会因素所使然:犹‧基‧伊的宗教传统都相信有上帝掌管人类历史。旧约圣经中有关以色列选民与亚述和巴比伦之关系的预言,包括以赛亚书有关居鲁士王崛起的预言,都说明这一点。人们眼中的成败并不代表上帝的评价与计划。若是如此,既然相信基督信仰确实是真实的,那么上帝为何准许伊教从崛起至今仍然在逼迫基督宗教?实在是个值得深思的课题。到底伊斯兰在上帝的计划中有什么位置,与基督宗教的关系为何 —— 是冷战敌人、异端,或同伴?[[27]]

(3)或许是从世俗角度看兴衰存亡才会询问为什么教会或基督教国被毁之类的问题。若从属灵角度看,圣经岂不是早已告示信徒面对的乃是个敌视且短暂的世界,反而若被世俗所欢迎才需加以质疑!希伯来书说上帝子民在地上并无永存的家。重要的不在于人为数目而在于见证的素质。

历史上基督教会光景虽有起落,但至今没有任何苦难能拦阻它成为世界性最大宗教群体。詹氏认为上帝不可能让伊教取代基督宗教,但或许让伊教作个同伴,类似犹太宗教。[[28]] 笔者坚持在核心信仰基督宗教与犹‧伊宗教不可能“同伴”〔原因见约14:6;徒4:12〕,但可考虑为公众利益针对某些社会性课题进行合作。

(4)基督教会历史常可看到此消彼长的现象,即当它在某年代的某边厢衰落,却意外地在另一边厢崛起。例如当奥图曼帝国在中东和巴尔干的势力大事扩张,基督宗教的海洋力量乃把信仰带到了刚发现的新大陆和太平洋区域。1915-1925年间,中欧的阿美尼亚基督教族群面对剿灭,同一时期非洲的基督宗教却空前蓬勃拓展。比较正负画面才会稍为清楚听到上帝藉历史所发的声音,最可悲是把历史忘得一干二净。[[29]]

(八)作为历史省思,笔者认为后人当可从下列“败绩”汲取血泪教训

(1)公元第七世纪伊斯兰崛起年代,可惜新旧约圣经都还未翻译成阿拉伯语,以至伊教先知穆氏无从亲身从圣经受教。阿拉伯半岛所拥有的第一部阿语经书似乎就是古兰。按伊教研究学者克略葛主教(Kenneth Cragg),“甚为可能是在阿拉伯的基督宗教宣教士创造了阿拉伯字母”(It was probably Christian missionaries in Arabia who invented the Arabic Script itself)。[[30]]

按艾布‧法拉兹(Abu al-Faraj al-Isfahani)的《诗歌大全》(Kitab al-Aghani),最早书写阿拉伯文字者为宰益‧伊本‧哈默德(Zayd ibn Hamad)和他的儿子阿迪(Adi);他们是住在希拉的基督宗教徒。无论如何,阿拉伯字母肯定不是伊斯兰的原创;它乃创始于伊斯兰兴起之前的约两个世纪,逐渐从口头语形成文字。古代阿拉伯文的诗歌,多少显示基督宗教的影响。

克略葛问:“为什么在阿拉伯,基督宗教虽曾正面的存在,却让它的‘遗产’丢失?” 他回答说,“或许其原因是阿拉伯半岛缺乏一个主动因素,即把四福音翻译为阿拉伯文,犹如叙利亚的修士把福音书译为埃索比亚的格厄茲(Ge‘ez)语”。[[31]] 若圣经较早已被翻译为阿拉伯语,或许事态的发展会是大不一样。同时在麦加和麦地那一带看不到多少宣教活动。在阿拉伯半岛南部与北部有较多基督宗教徒,但他们似乎乃受困于一些政治与军事牵绊。这些因素可归咎为当代基督宗教的失败。

(2)另在北非地区,据说基督教会乃甚少向原住民柏柏尔族传福音,同样也没把圣经翻译成当地语言。教会乃较着重在城市中外来移民如罗马人和希腊人等当中的发展。较早世代教会曾面对内部派系纷争和接着的蛮族汪达尔人的骚乱,再加上新兴穆斯林的侵占与逼迫,好些外来移民乃抢先逃亡,于是教会沦为荒凉。

(3)如前所述,第七世纪西亚与北非的基督宗教已因“基督论争议”分裂为彼此排斥、踹压的三大教派。基督论面对的是基督的“神–人二性”如何联合在“一位”耶稣基督课题。伊教崛起当代,聂斯托利派〔倡导者乃教长聂斯托利等〕早已被迦克墩大议会(公元451)判为是把基督的神–人二性分割的“神–人分性派”异端;而雅各派〔倡导者乃教长雅各‧巴瑞底等〕则被判为高举基督神性而掩盖了其人性的“神–人一性派”(Monophysitism)异端。

迦克墩派则自认为是遵循迦克墩信条、保全且平衡了基督“神–人二性”(Chalcedonian/Dyophysitism)的正统教派。因着拜占廷皇朝的支持,它也被称为“皇家派”。其他两派不时遭受其压制且征抽重税,因此反感抗拒。其实这彼此冲突的三派原则上都相信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拥有全备神性与人性的救主,只是在处理其二性如何融合/联合〔非混合〕在同一位主耶稣基督身上的奥秘问题时彼此争执。

实质上迦克墩派并没有更深入的探讨相关辨证要点,例如主耶稣平静风与海的神迹当归祂哪一属性的彰显?当祂说“父是比我大的”又当归哪一属性的表白?这两个层面的属性是否乃随处境交易彰显?基督在世年日的所作所为是否有某一属性为主导?若有,是属何属性 — 神性或人性?若没有,两者如何配合操作?迦克墩信条只是维持基督神–人两方面属性的平衡。当代的穆斯林看基督宗教徒针对这类课题〔包括较早期的三位一体论〕之争辩乃是乱七八糟,不知所云!实际上这的确是个属于神圣本体本质的奥秘,人所能剖析解释者极其有限,原则上只能心存敬畏感恩领受。

劳伦斯‧布朗尼(Laurence Browne)在《基督宗教在亚洲的蚀逝:从穆罕默德时代至第十四世纪》(The Eclipse of Christianity in Asia: From the Time of Muhammad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一书中针对争论三方有关基督神性人性的合一与区分之论述作了比较,显示大家所讲的在本质上都没什么差别。被钉受死的是基督的人体人性,神体神性是超越肉身的痛苦与死亡的。而神性的圣子既然拥抱了人体人性,成为祂整个生命不能分割的部分,自然的也拥抱了人体人性的一切苦楚。被指控为“神–人一性派”的雅各派阐述基督的受苦受死时,也是同样讲法。

劳伦斯‧布朗尼说,“我们发觉在这许多东方的作者当中,无论他们如何尝试完美地表达在基督里头神性与人性的合一,都避不开在基督里具有两套行动的观念,有者归属其为神的属性,有者归属其为人的属性。在两性合一的关系上,他们所能提述的,最多只能说这两性得以“互通”(communication idiomatum),即以技巧的说辞谓两性中个别一方的经历也可归算给另一方。”[[32]] 笔者的主观浅见是:基督在世上的年日,祂的神–人两性乃是共存互通,但以其人性为主导;需要时也可随意彰显其神性权能与光辉。

说实在话,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如何在一位主耶稣里头的联合与互动乃是个没人能作个精准、透彻分析的奥秘〔如:水乳交融?油水分界?钢火相交?波粒同现?灵体合一??〕。实在的除了这困扰性奥秘,在其他基要信仰环节各派都是如假包换的基督门徒!可惜当代三派领袖却为此彼此闹翻、踹压。结果在伊斯兰的侵占与逼迫压制下大家都同归于尽!

(4)可惜拟定公元451的“迦克墩信条”后,基督论纷争仍余波荡漾。接着的争论是具有神–人二性的耶稣基督是否也拥有神–人两种“意志”(wills)。为安抚不满的神–人一性派教徒,东罗马皇帝赫拉克纽斯联合教长赛鲁斯(Cyrus)于638发布“教义解说”(Ekthesis)宣告“一意志论”(Monothelitism),即基督虽拥有二性却只有神的意志;其立场也获得罗马教宗的支持。但其后果却引发正统派的严竣反弹。

力抗这新教义且为之殉难的有埃及科普特牧首的兄弟孟纳斯(Mennas)、耶路撒冷牧首索弗罗纽斯(Sophronius)和他得力门生麦希目(Maximus)。麦氏质问少了意志如何有完整的人性?他犀利言论带来的压力促使罗马教宗都公开认错。接着东罗马新一任皇帝于公元680召开第六次大公议会宣判“一意志论”为错误,且给已死的罗马教宗洪诺留(Honorius)定罪。结果是重归迦克墩正统,即基督拥有神与人两种意志。当基督教国仍为这“意志”教义闹得头昏脑胀,伊教军队已经于674-678年间打到了京城的门下!

(5)按詹金斯在他另一本书《耶稣战争》(Jesus Wars)的论述,基督宗教徒的分裂相当大程度导致东罗马帝国在中东的崩败,因埃及和叙利亚地区的大部分信徒是属于被朝廷压制的神–人一性派和聂斯托利派。伊斯兰占领军答应让他们脱离迦克墩教派的辖制,开始时的确也给予相当的自治与发展空间,以换取基督宗教徒的屈从、服务与税收。

在伊斯兰政权统治的初期,一些曾经被拜占廷皇家教派压制的基督教派或还觉得庆幸。但在受控于新宗教的管制与压力之下,随着年日基督教徒人数乃逐渐流失,所遭受的严峻歧视性条规也越来越多,及至第十三世纪有些少数群体几乎被消灭了。基督宗教主流教派在保持基督完整人性的神学论争赢了,却把基督宗教国度的半壁江山输掉给了伊教![[33]]

及至近年教义史上争得你死我活的各教派领袖终于觉悟过往內斗的错失而复和,但为时恨晚。当代学者发觉古代各派的立场大体上并非那么偏激绝对,如“神–人一性派”并不否定基督的人性而只是过分凸显基督神性。学者也为聂斯托利平反,认为他的见解其实近于主流,而他斗争目的是为捍卫基督的人性形像不至被矮化。[[34]] 看来如何在基要真理合一、在相对神学观点开明处理异中求同,维系主里相爱合一是历代基督门徒特别是教会领袖必须学好的血泪功课!

(6)回顾历史,可见在伊教辖制下的教会仍然彼此分裂。例如在第十世纪上半叶,迦克墩派曾差遣一位主教到巴格达牧养该教派信徒,聂斯托利派教长认为对方是在侵犯地盘而告到伊斯兰教长处,结果不准对方驻堂而只能派员巡回探访!甚至有不允许不同教派信徒通婚的记录,也有教会领袖为教产纷争告状到伊斯兰首长当局。这一切都羞辱主名。

(7)信仰方面:按古兰经5:116节,“彼时,阿拉说:麦尔彦之子尔撒!你对众人说过,在阿拉以外你们把我和我母亲也当著两个主么?” 经文显示在穆罕默德眼中,基督宗教徒除了阿拉也敬奉耶稣和马利亚,或许这就是他眼中的“三位一体”。

这误解显然是源自当代基督宗教的一个误区,即基督论争执中的正统派和雅各派都尊崇马利亚为“上帝之母”。外人看来这乃是匪夷所思:一个女人怎能是上帝的母亲呢?在穆斯林眼中,对人物、圣像、十字架等圣物〔包括古代圣徒的遗骨遗物〕的崇尊乃等同于拜偶像!在伊斯兰崛起时期,相关风气已相当盛行。这是当代基督宗教的一大败绩。

若非加以制止,对“上帝之母”的崇尊将进一步沦为对“上帝之后”〔天后〕的崇拜,把马利亚变成了类似巴比伦拜太阳教中的“天后”身份,甚至当之为“同理/摄理救主”,而这是上帝所憎恶的!耶和华因为以色列民拜“天后”,极其愤恨而兴起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攻击犹大国,导致国家的灭亡和国民的被俘(耶7:16-18,44:15-28)。或许,当代伊教的崛起也是“上帝的鞭挞”(The scourge of God)临到信仰偏差的基督教界,以拣选、试炼、净化属祂的人。至今崇尊马利亚的基督教派有需在此特别敏感、警惕!

除了涉及对马利亚的崇尊/崇拜,基督宗教在信仰上的分歧,尤其在三一论和基督论方面的争执,穆罕默德多少有些听闻。古兰经19:37节有话说,“但他们之中有几个派别,彼此不同......” 第十三世纪,著名的伊教法律学家伊本‧泰米叶批判说:“若你召集十位基督教徒,他们将分裂出十一个意见。” 读了令人汗颜;无论谁是谁非,若基督宗教给人的印象是内部无穷尽的争论,如何带领穆斯林归主呢?

(8)东‧西基督教国的大撕裂(Great Schism):以君士坦丁堡为首的东罗马基督教国和以罗马为首的西罗马基督教国长期以来明争暗斗。两者之间在语言、文化与礼仪上有些差异,但基要信仰确实是主里一统。截至公元11世纪,东罗马基督教国早已被伊教侵吞掉大半江山。可惜在公元1054,东西罗马基督教国双方仍为了“和子”(and the Son)一词〔在拉丁文只有“filioque”一个字〕而彼此撕裂、咒诅且开除对方教籍。事因西罗马基督教相信圣灵乃是从父“和子”而出,而东罗马基督教则坚持圣灵乃是从父“藉子”而出。可悲 —— “和子”观念导致创立教会的圣子在地上的身体撕裂!

其实无论从圣经或神学角度看,两者都各有论据,可惜当年双方都不寻求彼此异中求同。该年7月16日,西罗马教宗利奥九世(Leo IX)的代表大主教宏伯特(Humbert)在东罗马君士坦丁堡圣索菲亚大教堂的祭坛,宣布君士坦丁堡的牧首为异端。四日后,君堡牧首瑟录拉流(Cerularius)以牙还牙咒诅对方,东西方罗马帝国教会的大撕裂终于造成。其实除了不同神学观点,决裂的深层因素恐怕是双方都争着要作基督教界“老大”。直到1965年12月,罗马教宗保罗六世与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的牧首阿甸纳格拉(Athenagoras)才吊销彼此间的相关开除令;主的话“不要含怒到日落”何解?

公元1204年更发生一宗令人痛心疾首的事件。第四次的十字军本来要到中东向伊斯兰国进行“圣战”,却被一些威尼斯的商人唆使去攻打和抢夺君士坦丁堡,更加深了东西基督教国双方的仇恨!这事件大大损伤君士坦丁堡的元气,也是导致它于公元1453年被伊斯兰奥图曼帝国占领的一个因素;东罗马帝国于是灭亡!

(9)公元1095,罗马教宗乌尔班二世发动十字军东征。但是谁给了教宗发动十字军“圣战”的谕令和权力?教宗图谋从穆斯林手中夺回圣地,以方便基督教徒前往朝圣。可惜接下来约两百年一系列的基‧伊争战,加深了基督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仇恨。结果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带来更大的福音拦阻 —— 至今!

按其基本教义,伊斯兰有义务为宗教而进行“圣战”,但基督宗教徒绝不容许为了宗教因素而杀人。因此虽然是先有伊斯兰军的“北伐”才引发过后十字军的“东征”,但从福音信仰立场而论,不得不承认以基督十字架为旗号的“东征”是个错误悲剧!十字军以降的三几百年,西亚与中欧一带的基督宗教群体乃遭受穆斯林更惨重的打击。

(10)伊斯兰的存在与持续扩展是否可看为是上帝给基督宗教在信心、盼望与爱心上的责备、激励与挑战,尤其在穆宣层面?在有人撒种耕耘的穆民土地,岂不是也看到些福音所结的果实?面对穆斯林〔或其他宗教人士〕的逼迫,除了“苦难神学”、“灭绝神学”,基督门徒可如何回应主耶稣在马太福音5:38-48节的教导,建构个实用的“爱敌神学”?

(11)当代西方基督宗教在人本世俗主义(humanistic secularism)的挤逼下节节败退,上帝是否像古代容许亚述和巴比伦帝国般容许伊斯兰与其严峻律法主义当头喝棒打击世俗化的基督宗教,以及日益激化的人本世俗主义、泛滥的自由主义、顽梗的无神主义、多元的偶像崇拜,并借之向世人宣告:当弃绝偶像,归向天地独一真神?

原则上伊教的“认主唯一”敬拜一神的信息不会错,因它本来就是犹‧基宗教的核心信仰;伊教严禁“以物配主”忌拜偶像也不会错,都是传袭自犹‧基宗教。问题是伊教的真主阿拉是怎样的一位真主 —— 是古兰经的或圣经的那一位?更严重的是,伊教是否已把穆罕默德与他建构的伊斯兰变成了世上最大最可怕的偶像?警惕:若非悔改接受基督耶稣给世人带来自由与重生的福音,更多人〔特别是西方人〕也将会沦陷于霸权伊斯兰律法主义的压制!

(12)基督门徒都当确知伊教敌对基督核心信仰与基督教会的本质与本色。按正统伊斯兰宗教法,凡被穆民屈服辖制下的非穆斯林,尤其是犹太和基督宗教徒,乃沦为被监管的“次民” —— 一举一动都被监视约束,在不同地区与年代遭受不同程度剥削、压制的次等子民。回顾1400年来在伊教统治下沦为次民的基督宗教群体,其中有说不尽的无奈无助与血泪故事。芭叶鸥的经典著作《伊斯兰统治下东方基督宗教的没落:从圣战至次民制度》提呈了好些原始佐证资料。[[35]]

芭叶鸥说,“次民制度(dhimmitude)透过伊斯兰宗教法与圣战为机制,曾成为一股决定人类历史的力量。它从阿拉伯的心腹拓展区肇始,在各大洲际间引发持续的战争。” 她又说,“次民制度把许多人民和辉煌的文明吞吃扼杀。它曾塑造也曾摧毁数不尽的世代,并控制思维。它仍然推动普世性的政治与军事势力于今朝。”[[36]]

提到伊斯兰的敌基督本质与敌基督教徒本色,没有其他宗教像伊斯兰那样从创教的信仰基因〔指古兰经与穆氏言行〕与随之建构的整个意识形态与体制都对基督宗教怀着极大的污蔑、颠覆与敌意。它不单抵挡并颠覆福音信仰,也企图打击并取代基督宗教。因此何时何地伊教掌权,即意味着基督宗教将遭受钳制,信徒或迟或早、或多或少将面对逼迫压制,甚至可能剿灭!就算在最开明的军事与政治、社会与文化之氛围中,伊教也不会容许福音在穆斯林群体中自由传播,都会尽力加以钳制;这是1,400年来的史实。

(13)无可否认历代都有些伊教领袖为着整体利益或/和正义原则尝试以和平公正对待非穆斯林,强调伊教乃实施中庸之道(wasatiyya)且惠益众生(li-rahmatan alami)的信仰〔古兰有些这类经文〕,但到底这乃少数。加上绝大多数穆民乃无知并从小即被教士灌输仇视他者的原教旨意识〔古兰经有更多这类经文〕,一旦利害当头,只要加以煽动随时都可引发排外暴力,这类事件古今比比皆是!为此非穆斯林不得不时时居安思危,倍加警惕。

看清伊教敌对基督与福音的本质,以及它从创始以来即企图消灭基督宗教的终极目的〔此目的在中东大体上早已实现!〕。当今基督教会应当秉持福音大使命,积极善用各种管道特别是网络等IT传媒,针对穆斯林辩道护教传递福音信息。当今世代有许多穆斯林被激化成为极端/恐怖分子,但感恩!同时也有好些穆斯林在质疑或疏离自己的传统宗教,并且从高科技传媒等管道领受福音,归信了基督。

穆宣辩道家伍大卫(David Wood)说从网络认识主归信的穆民人数越来越多。盛萨文(Sam Shamoun)、克里司甸‧普林斯(Christian Prince)、贾‧史密斯(Jay Smith)和法迪(al-Fadi)等都是当今网络福音辩道护教健将,都带领了一些穆斯林归主。求主兴起更多穆宣志士、烈士,为了十多亿被伊教捆绑的生灵,为了主的福音与教会前景,在这末世把自己摆上!

(14)回顾过去血泪故事,包括发生在基督宗教不同教派之间的冲突甚至争战,实在令仇者快,亲者痛,不堪回首![[37]] 现代基督宗教当禁绝类似辱神害人事件的重演。面对无论异教、异端或自家教派敌对者之恶,基督门徒至多只能口诛笔伐地辩道护教而绝不许动粗以对。[[38]]

人世间不会有和平,除非不同宗教信士学习和睦共处,而和睦共处的最基本准则即排除宗教战争与暴力。每个宗教内部都难免有些暴徒,关键是所有凶暴元素都务必从相关宗教核心信仰与体制去除,否则将成为人类的灾难。末日上主亲自主持的公义审判乃另当别论。历史已证明没有任何体制性宗教有资格在惩治“非我族类”事上替天行道!



[[1]]      Bat Ye’or, The Decline of Eastern Christianity under Islam: From Jihad to Dhimmitude (Madison, NJ: Fairleigh Dickinson UP, 2010), pp. 43-52。

[[2]]      Philip Jenkins, The Lost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The Thousand-year Golden Age of the Church in the Middle East, Africa, and Asia – and How It Died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 2008), p. 228。汉译本: 菲立浦‧詹金斯,《失落的基督教世界》 (加拿大恩福协会, 2016)。

[[3]]     Jenkins, The Lost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pp. 228-229。

[[4]]     Jenkins, The Lost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p. 230。

[[5]]      Jenkins, The Lost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pp. 229-230。

[[6]]      Jenkins, The Lost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p. 10。

[[7]]      Jenkins, The Lost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pp. 4-20。

[[8]]      Jenkins, The Lost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pp. 66-67。

[[9]]      Jenkins, The Lost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pp. 101-114。

[[10]]     Jenkins, The Lost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pp. 114-118。

[[11]]      Jenkins, The Lost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pp. 120-121。

[[12]]      Jenkins, The Lost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pp. 121-124。

[[13]]      Jenkins, The Lost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pp. 125-128。

[[14]]     Jenkins, The Lost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pp. 131-132。

[[15]]      Jenkins, The Lost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pp. 137-138。

[[16]]      Jenkins, The Lost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p. 24。

[[17]]     Jenkins, The Lost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pp. 142-144。

[[18]]     Jenkins, The Lost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pp. 230-231。

[[19]]      Jenkins, The Lost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pp. 231-232。

[[20]]      Jenkins, The Lost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pp. 236-237。

[[21]]      Jenkins, The Lost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pp. 223-224。

[[22]]      Jenkins, The Lost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pp. 207-225。

[[23]]     Jenkins, The Lost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p. 249。

[[24]]      Jenkins, The Lost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pp. 247-253。

[[25]]    Raymond Ibrahim, Sword and Scimitar: Fourteen Centuries of War between Islam and the West (Boston: Da Capo P, 2018), pp. 39-42。

[[26]]      Jenkins, The Lost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pp. 253-256。

[[27]]      Jenkins, The Lost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pp. 257-259。

[[28]]      Jenkins, The Lost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pp. 259-262。

[[29]]     Jenkins, The Lost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pp. 259-262。

[[30]]      Kenneth Cragg, The Arabic Christian (Louisuille, 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P, 1991), p. 45。另参“Arabiyya”, Encyclopaedia of Islam, edited by B. Lewis et al. (London: Luzac, 1958-1959), 1:564。

[[31]]      Cragg, The Arabic Christian, pp. 46-47。

[[32]]      Laurence Browne, The Eclipse of Christianity in Asia: From the Time of Muhammad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33), pp. 72-74。

[[33]]      Philip Jenkins, Jesus Wars: How Four Patriarchs, Three Queens, and Two Emperors Decided What Christians Would Believe for the Next 1,500 Years (New York: HarperOne, 2010), pp. 263-265; pp. xiii-xiv。

[[34]]      Jenkins, Jesus Wars, pp. 137-138; pp. xvii-xviii。

[[35]]      Bat Ye’or, The Decline, pp. 271-446。

[[36]]      Bat Ye’or, The Decline, p. 263。

[[37]]      Jenkins, Jesus War, pp. xi-xiv。

[[38]]      但这并不等同于否定在一些极端处境中以广大群众为基础而保命和保家卫国的“公义战争”。这是个未克在此详述的复杂课题; 阅者可上网搜寻“Just War”或“公义战争”的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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