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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會在印度延續

分類:東土耳其斯坦的宣教和變革法
發佈於:2011-05-15, 週日

透過跟西格麗德‧賽維爾的零星的聯繫,差會領導們能夠得到東土耳其斯坦在1938年之後的一些事態發展的信息,但關於如何繼續差會的事工問題仍擺在眼前,因為宣教士們都必須離開這工場。有人正考慮回來,帶著這個想法,他們開始計劃一次探險性的旅程。期間,自然要做的事情是跟隨1930年代末的難民逃離到印度。有人真的很想在許多定居印度的穆斯林中間繼續差會的宣教工作,利用在東土耳其斯坦的突厥穆斯林當中積累的經驗。

1939年瑞典行道會在斯德哥爾摩召開的會員大會決定在印度開展宣教事工123,第二年,第一批宣教士趕赴這片新工場。一開始,他們計劃在印度的克什米爾的邊界上設立一個宣教站,在那裡宣教士們可以接觸到許多難民為他們提供幫助。1938年8月當最後三名來自東土耳其斯坦的宣教士被護送到邊界之後,他們沒有走進印度多遠,便開始探索在那裡開展工作的可能性了。他們到達斯利那加的路上,這是在東土耳其斯坦和印度之間傳統路線上的一個驛站,他們跟「許多來自喀什葛爾、葉爾羌和Jengi-Hessar的許多老朋友重逢了」124。在1939年的斯德哥爾摩會員大會上,他們遞交了一份支持建立一邊界宣教站的報告。

在中印邊境上的突厥人當中開展宣教事工的計劃似乎與其他差會的做法一致。來自西藏的幾名宣教士已經在邊境上準備好了。在克什米爾到西藏的邊境上有幾個宣教機構,西藏是一個迄今為止拒各基督教差會於門外的地區,現在各差會正等著進入該地,其中就有莫拉維亞差會125。當羅伯茲先生及其夫人1961年在克什米爾的時候,他們聽說這個差會在印度邊境取得了不錯的成果126。中亞差會以類似的方式也在那裡事奉。這個差會是由雷切爾‧溫蓋特的父親科耐爾‧溫蓋特(Colonel Wingate)創立的。在東土耳其斯坦跟瑞典的宣教士共事的時候,溫蓋特小姐經常說起「我父親的差會」。這個宣教機構跟莫拉維亞差會沒有連繫127。

如事實發生的一樣,瑞典行道會從沒有在印度跟克什米爾的邊境上建立一個宣教點,部分原因是因為溫蓋特小姐的建議,在討論克什米爾計劃的時候她正在瑞典。她讓他們很泄氣。她很清楚那裡的情況,因為她的父親在那裡宣教。她的否決建議的背後其中一個因素是穆斯林反對一個人改變其宗教的法律在這個地區被執行得很嚴格,而且對於非英國公民來說,幾乎不可能被那裡的人所接受。取而代之的是,她建議差會領導考慮向更南邊的穆斯林開展工作。另一個不在邊境上宣教的原因是差會總干事安德森1938年做過一次印度之旅。他提議新的宣教工作更應該在孟買開展。那裡已經有了一名瑞典的宣教士G. 威斯摩(G. Westmo)先生,他需要幫助,因為他獨自一人事奉於20至30萬的穆斯林當中128。

在行道會1939年全體會員大會作出關於印度宣教工作的決議背後,也有東土耳其斯坦宣教士的聲明在起推動作用。1939年他們齊聚斯德哥爾摩,向差會董事會呈交了如下的建議:

「…眼下,行道會應該在印度的突厥人和其他穆斯林當中開展事工;
…差會董事會應該允許以前曾在東土耳其斯坦事奉過的所有宣教士繼續為東土耳其斯坦差會服務幾年,同時,如果可能的話分配赴印度的工作;
…差會董事會應在今年派送足夠數量的宣教士到孟買、卡拉奇和白沙瓦或斯利那加,亦或兩地都派。129」

行道會同意在印度開展工作,並決議它的主要任務是「在印度的突厥人和其他穆斯林當中宣教,通過派足夠數量的宣教士從孟買開始著手。130」然而,繼續在從東土耳其斯坦來的難民當中宣教的想法難以實行,因為許多難民在印度呆不長久。因著新的文化、新的語言和異國的環境,大部份人都不能在那裡找到家的感覺131。所以印度只是他們逃往其他穆斯林國家的一個中轉站。眼下,暫時確實有些東土耳其斯坦的穆斯林逗留在印度,差會可以幫到他們。一個提供了幫助的例子就是在孟買為難民建立的一個閱覽室。突厥人也去那裡。1941年初,艾伯特大體上描述了孟買的事工,他說:「我們個人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從我們老的宣教工場而來的東土耳其斯坦的穆斯林難民身上132」。在卡拉奇及其週圍有許多難民,這些是差會可以顧及到的133,但除此之外,還有許多難民分散於全國,差會要接觸到他們就不是那麼容易了134。

有些難民加入了印度的教會,少數人甚至參與到差會的工作中來。1930年代曾造訪過東土耳其斯坦的挪威宣教士奧托‧陶維克1940年代末也在印度工作,並拜訪過那裡的瑞典宣教士。他說到了他在東土耳其斯坦認識的現居住在孟買的突厥人,說他們都是那裡教會的教友了135。摩恩先生提到了雷美特‧簡(Rehmet Jan),他曾是喀什葛爾英國領事館的僱員,是一名虔誠的穆斯林,但也是宣教士們的好朋友。當他們必須離開東土耳其斯坦的時候,他一路陪著他們到邊境,分別時熱淚盈眶,依依不捨。他是一位英國公民,因此,他比較不用害怕留在東土耳其斯坦。但他還是感覺不是十分的安全,所以他離開了該地。1940年秋,約翰‧安德森在克什米爾遇到了他。雷美特‧簡陪伴安德森先生去了孟買,在孟買他做了差會的廚師。後來,在他去世之前,他成為了基督徒136。另一位難民是雅各‧斯蒂芬(Jacob Stephen)。他還是嬰兒時,他的母親就把他丟在差會照顧,因為她供養不了他,根據斯蒂芬自己的話說,「除了把我留給瑞典行道會照顧之外,她想不出有更好的辦法了」。他在差會的教育下長大,成了一名有訓練有素的教師,在葉爾羌的女子學校任教,直到1933年革命爆發。在迫害期間他被拘捕入獄。他被釋放之後,在利薩‧嘎斯的幫助下,他得以去印度,後來跟差會聯繫上了。在印度,他做老師,教東土耳其斯坦難民們土耳其語和英語137。斯蒂芬先生在來自瑞典烏普薩拉的一些行道會成員的支持下繼續他的學習138。他還在他印度的靜修中心幫助斯坦利‧瓊斯(E. Stanley Jones)。後來斯蒂芬先生遷居瑞典,娶了一位瑞典基督徒為妻,並成為了松德比貝里當地行道會的積極份子。

魯斯‧艾伯特講起了兩個女人,一對來自葉爾羌逃到印度的母女,她們在那裡尋找瑞典宣教士。在葉爾羌的時候她們還不是基督徒,但在孟買,她們高興地參加禮拜。

約瑟夫‧可汗也逃往了印度。如上面說過的,1933年穆斯林革命期間他在葉爾羌被捕。他受到嚴刑的拷打並判處死刑。然而,他設法逃到了印度,後來差會安排他的孩子也去了印度與他重聚。在印度,他在差會的支持下接受教育,成為了一名牧師。他立誓如果可能的話,他會重返東土耳其斯坦。1940年當宣教士們到達印度後,他們馬上把他找了出來。那個時候他已經在克什米爾的斯利那加的穆斯林當中開展工作了。在他的影響下,有幾名穆斯林成為了基督徒,其中一人後來在孟買的差會中工作了一段時間139。可汗繼續在這一地區事奉,1940年差會董事會對他的工作表達了巨大的希望。董事會說,冷季的時候突厥人轉移到更溫暖的地區,這一事件讓他的工作被聲明遠播140。第二年,差會董事會又一次大加讚賞了可汗的工作。「他幹得非常出色,像任何一位宣教士那樣棒」141。幾年之後,可汗仍在北方事奉。那個時候大部份難民已經遷移走了定居別處了,所以董事會考慮遷移到新的地方142。他在北方的崗位就是利用差會提供的一切辦法幫助有物質需要的人。但這項特殊的工作不是他一個人就能勝任的。事後,宣教士們承認單獨讓他在山裡堅守崗位是多麼的不妥。正是在山裡事奉期間又給他帶來了巨大的個人悲劇。還在東土耳其斯坦的時候,他的妻子就離開了他和他們的孩子。逃到印度後,他再婚了。他的第二任妻子是位英國的宣教士。他們的婚姻有許多困難,有一天他的妻子消失了。當他們找到她的時候,她已經死了143。1940年代中期,他離開印度,跟他的孩子們定居塞浦路斯。後來,舉家搬到英格蘭,1975年長眠於此。

還有一位來自東土耳其斯坦的難民叫若爾‧穆罕默德,來自和田。小男孩的時候,在一次事故中他的左臂被壓碎了。正在那個時候,宣教士奈斯透姆先生剛好在和田訪問。他照顧著這個男孩,並切除了男孩被壓部份的手臂,這樣其餘部份才能存活。這個小男孩永遠忘不了奈斯透姆,從那時起,他也想成為一名醫生144。來到印度以後,他尋找一切辦法學習醫學,但他的殘疾是個障礙。因此他改學語言,後來取得了波斯語、阿拉伯語和烏爾都語的學位。之後他開始學習伊斯蘭神學,最終他被一所醫學學校接收入學,四年後獲得了畢業證書。有一天,他偶然看到一本約翰福音。他發現自己被這本冊子深深地吸引,於是從頭到尾讀了一遍。後來在孟買他碰到了一個東土耳其斯坦的老朋友,朋友介紹他去見見那裡的瑞典宣教士。他們很快意識到他是個屬靈慕道者,經過一段時間的聖經學習後,他想成為基督徒,就受洗了145。在受洗儀式上,他宣佈他的基督徒名字要叫路加,他要像路加一樣,做名醫生和福音傳道人。他是1941年受洗的,他的受洗給宣教士們帶來了極大的欣慰,因為他是差會重遷印度以來的第一位受洗的人146。受洗之後,路加遭受到他的穆斯林朋友的嚴重攻擊。他們甚至試圖殺了他。當穆斯林領袖們看到沒辦法拉他回伊斯蘭,又處置不了他時,他們就決定取消他的文憑,收回他的醫生執照。他通過高等教育的學習和廣泛的學識,仍然使他成為了無可爭議的權威,甚至令他的對手折服。最富盛名的穆斯林老師都秘密前來向他討教伊斯蘭法律方面的問題147。因著他的博文廣智,路加還成為了聖經翻譯方面不可多得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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